作者：Georg Szalai/Stephen Saito
译者：覃天
校对：易二三
来源：The Hollywood Reporter/
The Moveable Fest
（2026年3月5日）
帕维尔·塔兰金——大家都直接叫他帕夏——生活和工作在卡拉巴什，这是一座位于俄罗斯乌拉尔山区的小镇，却因被视为地球上污染最严重、毒害最深的地方之一而闻名。作为当地一所小学的活动协调员兼摄像师，他深受大家喜爱：既是学生们的引路人，他的办公室也是孩子们可以安心停留的避风港。
但当弗拉基米尔·普京针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蔓延进课堂，教育与自我表达被意识形态和军事化的角色扮演所取代时，帕夏发现自己不情愿地被裹挟其中，成了国家宣传机器上的一枚齿轮。
他那场静默的反抗——在两年间秘密拍下自己所目睹的一切，并将这些影像偷运出俄罗斯——正是纪录片《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》的主题。
《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》(2025)
这部影片由帕夏与大卫·博伦斯坦联合执导，记录了俄罗斯校园中军事化儿童组织的兴起、狂热民族主义的蔓延，以及应届毕业生被招募前往乌克兰作战的现实——而这一切，都是由一个亲历者拍下的；当他意识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已受到威胁时，也不得不策划一场危险的逃亡，离开自己的祖国。
《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》获得了2025年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电影单元纪录片特别评审奖，以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纪录片奖，并入围了2026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。（译者注：最后本片获得了该奖项。）
问：在各种严密保密措施之下拍摄这部电影、再把它带出俄罗斯，是怎样一种经历？此后一路走来——包括拿下英国电影学院奖——你们有没有稍微享受一下这一切？
博伦斯坦：拍这部电影极其困难，原因其实很简单：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素材最后的命运是什么。帕夏在拍摄时，完全不知道这些影像有没有机会流出海外。我一边构思影片结构，一边推进剪辑，同时还要组织一些额外的拍摄。我们在其中投入了大量精力，但也清楚，只有成功让帕夏离开俄罗斯，这一切才有可能奏效——而这件事本身就非常、非常困难。所以整部电影从头到尾都是一次巨大的冒险。
拍摄这部电影时承受的压力，后来变成了帕夏必须离开俄罗斯带来的压力。再后来，压力又变成了：「如果他离开俄罗斯，到头来却白白荒废——没有电影节愿意接收这部片子，也没有人看到它——那该怎么办？」所以，我们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。
不过，过去这一年，确实像是一个终于能够长舒一口气的过程，因为我们意识到，帕夏作出的牺牲并没有白费。人们看到了这部电影，它也获得了认可。这本来就是一场巨大的豪赌，因为当下的发行环境实在太艰难了。但我真的非常欣慰，帕夏付出的牺牲最终有了意义。
问：帕夏，当时大卫——一位住在国外的电影人——第一次联系你时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事儿很奇怪？你当时是什么反应？成为一部电影的主角，你有什么感受？
帕夏：没错，的确有一点奇怪，我当时也不太确定该如何应对。仅仅是这样一种想法——发生在俄罗斯偏远地区一所学校里的这些事，你自己的故事，竟然会让别人感兴趣——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。所以，没错，这件事让我很意外。
博伦斯坦：帕夏当时其实是一个吹哨人。（转向帕夏）你的目标，是让全世界看到俄罗斯学校里究竟发生了什么。而我的工作，则更多是把这些影像整理、塑造成一个故事，并让帕夏成为这个故事的核心人物。
问：他愿意站到聚光灯下吗？这一点对你们合作完成这部电影意味着什么？
博伦斯坦：帕夏其实并不一定想成为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。我们之间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，我总会对他说：「你为什么不拍一拍你自己呢？」而联合执导最妙的一点就在于，帕夏始终非常专注于政治层面，专注于呈现俄罗斯正在发生的事情——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那是他的家乡，他对俄罗斯有自己必须说出来的话。而我的工作，则更多是去讲述帕夏这个人的故事，寻找一种方式，把它提升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叙事，并聚焦于其中那些具有共通意义的主题。
帕夏：有一次，大卫给我发消息说：「嘿，你拍的方式挺有意思。我特别喜欢你始终用第一人称视角来拍摄的方式。过去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纪录片采用过这种手法。我给你列个片单发过去吧。」但其实我一部都没看，因为我担心，一旦开始看别人的电影，自己可能就会受到启发，不自觉地去模仿他们。而我不想冒这个风险，不想复制任何人的做法。
博伦斯坦：是的，关于一个人该如何学习成为电影人，帕夏和我算是各自保留不同意见吧。
帕夏：是的，在这一点上，我和大卫的看法确实有一点不同。对我来说，约翰·塞巴斯蒂安·巴赫才是真正体现「如何学习」这一方法的人。他从没受过正规的音乐训练。据说他原本只应该用四根手指弹钢琴，但后来却成为最早用五根手指演奏的人之一。我当时其实很无知，也不懂这些，但我很欣赏那样一种理念。
博伦斯坦：这一点上，我认同帕夏。因为他拍下的那些影像，确实有一种惊人的质地。那并不是一个在研究电影、试图「拍出一部电影」的人会有的状态。那些画面完全是从他的个性中生长出来的，来自他的情绪。
他拿起摄影机，是因为他感到自己被困住了，觉得自己迷失在一个卡夫卡式的体系之中。拍摄成了一种改变自我身份的方式——因为他必须这么做，因为他心怀愧疚。他拿起那台摄影机，是为了不再感到自己被困住。因此，拍摄这一行为本身承载了很重的情感分量，也正因为如此，这些影像才显得格外不同。
问：为了保证帕夏留在家乡的那些人不受牵连，你们当时是怎么考虑这件事的？又做了哪些保护措施？
博伦斯坦：这件事从来就不只是我和帕夏两个人的讨论。BBC很早就通过旗下的国际纪录片栏目加入了进来，他们内部有专门负责剪辑和设计的团队，也有安全顾问全程参与。正是这些专业判断，让我们决定把影片重心集中在帕夏这一位核心人物身上，而不去深入铺展其他人物线。
到了最后，他们甚至逐帧审核影片，核查除帕夏之外片中每个人说过的话——这些都是出于安全考虑。与此同时，我和帕夏之间的协作方式、素材传递方式以及沟通方式，也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设计。整个过程紧张而高压，甚至让彼此沟通本身都变得异常困难。
帕夏：最大的审查者，可能反而是我自己。在一个粗剪版本的片段里，一个女孩一边说话，一边挤脸上的痘痘。我当时就说，这个绝对不能放进去。
博伦斯坦：这些人都算是他的邻里乡亲，对吧？所以，帕夏知道这些细小的地方哪些会让他们在意。他在保护这些十几岁的孩子、这些女孩时，非常谨慎。那种心意其实很动人。
问：说到这儿，我能强烈感受到，作为影片核心人物的帕夏身上始终散发着很多爱意；尽管他周围的一切又是如此灰暗压抑、如此令人恐惧。你们是怎么处理这种平衡的——一边是积极、希望、爱与关怀，另一边则是黑暗，以及那种强烈的《1984》式氛围？
博伦斯坦：这很大程度上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有关。我显然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电影人。我们刚刚还在一场映后问答里和另一位导演聊天，当时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：我们这部电影的质感，就像是《向光而行》的组，但拍了个《距安德烈夫卡2000米》。
《向光而行》(2025)
《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》是一部和战争有关的电影，但我和帕夏有我们自己的处理方式。我们更温和，不会去拍一部那种特别生猛、特别沉重、情绪强度极高的电影。相反，我们想呈现的是一种更完整、更丰富的情感谱系。
这其实也和我亲身经历这个项目的过程很像。我最初认识帕夏时，他是一个想让全世界看到这些学校里正在发生什么的举报者。我原来以为，这会是一部非常紧绷，甚至有些令人窒息的纪录片，某种程度上会像《第四公民》那样。
《第四公民》(2014)
可随着他拍摄的素材不断传过来，我看到的却是爱，是他们在他那间房间里做的艺术项目，是笑声，是一个由学生构成、彼此关爱的共同体，还有他拍的说唱MV。于是我就想：「这些素材给人的感觉并不像《第四公民》；这完全是另一种东西。」
这些素材给人的感觉更像是《摇滚校园》或者《生命因你动听》的内容。这也让我们在剪辑时拥有了很大的空间，去找到一种独特的基调——那种基调本来就很契合我的个性，也很契合他身上那种积极乐观的气质。就像是命运把我们带到了一起，我们确实非常合拍。
这部电影讲的是帕夏失去了他的教室，讲的是他在这所学校里建立起来的那个共同体的消逝。它也通过这所学校，折射出俄罗斯自由的丧失。而要真正明白这种失去有多沉重，你就得先像帕夏那样去爱这一切，也得像他那样切身感受过其中的快乐，感受过那些笑声、那些轻松明亮的时刻。
问：你提到自己像帕夏一样，也收到过一封邮件，正是那封邮件促成了你们两人的联系。这件事最初是怎么发生的？
博伦斯坦：基本上，那像是一则为某种俄罗斯网络内容发布的选角启事，几乎有点像真人秀节目。他们在寻找这样一些人：他们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俄罗斯「特别军事行动」的影响。我觉得，他们原本并没打算收到像帕夏那样如此政治化、又那么激烈的信息；但有人收到了他发去的那段话，又转发给了我。我们就是这样开始联系的。
一开始，帕夏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什么导演之类的人。他只是想作为一个人物，被选进某个故事里。但在一起工作了几年之后，我们最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。从最初设想自己只是「被选中的人」，到后来他说：「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把它做出来，一起导这部电影吧」——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。
问：你们两个人当时是怎么合作的？我想，在拍摄过程中，你们应该始终都没办法见面吧？
博伦斯坦：整个过程相当疯狂，简直都可以再拍一部关于这部纪录片的纪录片！
但一开始，是我提议我们一起把它做出来的。帕夏本来就是学校里的官方摄像师，所以我当时就觉得，他拍出来的素材本身就有一种很特别的质感。他总是随身带着摄影机在学校里到处跑，孩子们也早就习惯了他这样跑来跑去，所以在他们眼里，他就像个拿着摄影机的活宝。而他的素材里，也因此有一种非常真实的日常生活气息。
他还给我发来了很多素材，那些都是我们正式开始合作之前，甚至战争还没开始之前他就已经拍下来的。其中有不少第一人称视角的镜头，比如沿着学校走廊往前走的画面。我当时就觉得，他这种拍法特别好，特别有意思。我们很快意识到，正因为他这样的拍摄方式如此准确地捕捉到了日常生活本身的流动，我们才得以看见：随着军事化和「特别军事行动」的影响不断渗透，这所学校在随后几年中是如何缓慢而明确地发生变化的。
合作开始以后，我们每周都会通过一条加密级别很高的线路通话。但即便这样，每次聊起来还是有点紧张，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手机是不是已经被盯上了。也许是我想太多了，可我们之间隔着那么远，又一直觉得这事有风险——甚至可能这种危险感在我们这边比在他那边还强——所以通话的时候，我总是不太敢把我们在做什么说得太明白。
我们用了很多暗语。在一年半的时间里，我们一直都非常小心。基本上，他不断把素材发给我，我就不断地剪。我会给他一点方向上的建议，但说到底，拍摄这件事还是完全由他自己掌握。
直到整个制作过程快结束时，我们才终于在国外见了面。那其实也是我第一次把影片的粗剪版本放给他看。我还找了一位俄罗斯朋友来念旁白，而那段旁白的文本完全是根据他自己的话写出来的——都是从我们平时通话的内容里整理出来的。我录下了很多我们之间的通话，所以那些文字其实全都出自他本人。
那一刻真的很疯狂，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部片子，我当时特别紧张；但后来他非常喜欢，我们也终于得以面对面地一起把这部电影完成。
问：影片的整体调性其实相当轻快，这一点还挺让人意外的。你真的能够从他的个性里把这种基调提炼出来吗？
博伦斯坦：这种东西其实一直都在那里。他是一个狂放又迷人的人，而且也不会太按照我的指挥来。对他来说，拿起摄影机这件事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情感驱动力，而他在学校里也一直不停地这样拍。
他不断给我发来大量素材，所以要从中找到这部电影自己的声音，实际上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：这些年我一直坐在剪辑室里，一遍又一遍地看这些画面。你现在看这部电影，会觉得里面大概有四五个主要人物，但其实，原本完全可能从一百个人里挑出任何一个来。因此，这个过程某种程度上就是不断梳理这些素材，慢慢看清他身边那些人身上有意思的规律和关系。
而影片的基调，则来自去观察他在片中的状态，把他这个人真正呈现出来，让观众也能像我通过这些素材认识他那样去认识他。从一开始最打动我的，就是即使在非常黑暗的时刻，整部片子的气息依然是轻的。因为（帕夏）始终很在意，要在孩子们面前成为一个能带来光亮的人，尽量让他们的处境好一点。
这也让我们有机会拍出一部基调非常独特的电影——它在明与暗之间来回摆动，而这种摆动，我觉得，也以一种很有意思的方式呼应了主人公本人的精神状态。
问：除了帕夏之外，片中还要决定把镜头更多地放在谁身上，这肯定也是个很大的挑战。像帕维尔——那个盲目忠诚的老师——或者玛莎——她的哥哥在军队里——这样的人物，后来是怎么一步步浮现出来的？
博伦斯坦：这其实就是一个不断从素材里寻找某种规律和线索的过程。帕维尔显然很快就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对他很早就产生了兴趣。他「讲课」本身就很有戏，甚至可以说相当「史诗」。
至于玛莎，直到帕夏离开前、拍摄接近尾声的时候，她才真正进入我的视野。她后来遭遇了一场非常沉重的悲剧，而那件事也促使我回过头去翻她过去的素材，试着弄清楚，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才一步步走到了那里。后来我们找到了很多片段，里面是玛莎和帕夏在谈她哥哥被送去参军的事——这些镜头我之前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它们的重要。
把这些场景从海量素材里找出来，简直就像大海捞针。素材有那么多小时，也正是在看到了后来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之后，我才回头去翻，把这些片段一点点找出来。
问：在拍摄过程中，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，改变了你原先对这部电影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的想法？
博伦斯坦：这样的时刻太多了。这个项目最有意思的一点就在于，剧情本身是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不断生成的，而影片自身的发展也在推动着这部电影往前走。它讲的，其实也是帕夏如何一步步决定要拍这部电影、要和我们一起把这件事做下去。而在拍摄过程中，我们根本不知道这部电影最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。
在离开俄罗斯前不久，帕夏还在筹划一场不可思议的拍摄，就是那场毕业典礼。我之前已经为结尾想过差不多二十种方案了，可最后他还是让我们大吃一惊——我们琢磨了那么久怎么给这部电影收尾，结果他一下子就把答案交到了我手里。
问：这部电影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感受？
博伦斯坦：压力特别大，但也终于能松一口气了，因为至少知道这部电影会有一个像样的首映。帕夏把那么多信任，甚至把自己整个人生都押在了我身上——当然，其实是押在我们两个人身上。可他为了这部电影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，而如果这一切最后什么都没成，那种可能性真的困扰了我很久。所以我在剪辑室里一直憋着一股劲，不想让他失望。这也成了我很大的动力。现在看到它去了圣丹斯，也知道他的牺牲某种程度上是值得的，感觉真的很好。
问：你有没有听到来自家乡那些人的反馈？你知道俄罗斯当局对此有何反应吗？
帕夏：反应有很多种。去年影片在圣丹斯电影节放映之后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——即克格勃的继承机构——来到了卡拉巴什，把全城所有教育机构的负责人都召集到一个房间里，对他们说：「听清楚，也记住这件事，把这些话传达给你们所有同事。这个人——帕夏·塔兰金——不存在了，也从来不曾存在。你们不得与他有任何接触。这部电影不存在，也从来不曾存在。你们也不得对此发表评论。」
与此同时，当地和地区级报纸也开始白纸黑字地编造关于我母亲——她也出现在电影里——的谎言。他们写，她因为我和这部电影感到羞耻、难堪，不得不辞职。结果她打电话给我，说：「我正坐在办公室里上班呢，但报纸瞎写的是我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。」这完全是胡说八道。她一切都很好！
不过，我也记得自己有一次受邀去布拉格的「自由欧洲电台」。我叫了一辆出租车，却没有把地址输对。那位司机是乌克兰人，他问我要去哪里、去干什么。我告诉他之后，他说：「哦，那片子就是你拍的啊？所以他们在俄罗斯不是给孩子吃面包，是给他们发手榴弹和武器？行，我这就赶紧把你送过去。」
问：你们还有什么想补充分享的吗？
博伦斯坦：我只是想把这部电影所传达的信息再往更普遍的层面推开一点：它讲述的不只是俄罗斯，也是在说，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道德选择。我们都可以从帕夏身上学到一些东西。任何政治行动都不可能没有风险。当然，我们不一定都要像他那样走到那么极端的一步。对我来说，帕夏就是政治风险领域里的迈克尔·乔丹。
帕夏：在电影拿了英国电影学院奖之后，卡拉巴什那所学校内部其实明显分成了两派。有一半学校里的人会到图书馆找到我妈妈，向她表示祝贺，还请她转达他们有多为我高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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